我至今還記得,高三時某堂下課,和芬站在貼著報紙的公佈欄前提到解嚴的事。

她很激動地說:絕對不行的,這樣整個社會會大亂啊,一定很多人會跑出來亂搞,現在這樣安安穩穩的有什麼不好?

那時我弄不清解嚴和亂之間有什麼關係,所以也沒有那樣強烈的反應,心裡的感覺是這件事反正和我無關,法律再嚴,安分守己的話,法律也碰不到你,所以解不解也沒什麼差別。果然是個乖巧天真,很安分守己的良民少女。

要蒙蔽一個人,一群人,全部的人,有多麼簡單。每次想到這一段,我都不敢輕易地說北韓人民對政府死心塌地的相信是匪夷所思,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那匪夷所思的日子。

定溫,定濕,設好光明與黑暗,你們便在這個溫室裡安心活著,不可質疑你們的  神。

 

 

講下去就要講到媒體了。那年公佈欄上的報紙,才剛剛獲准增了幾張,已經是莫大的恩賜。

報紙貼在公佈欄當然是希望同學多多去看,雖然目的是要大家熟悉時事,但深度思考似乎又不那麼被看重。在即將到來的聯考作文裡多抓個一分兩分,這個功利的目的才是最終的,真實的,這件事大家都很明白。

與其說沒有意識到媒體洗腦,不如說就算意識到也不會在意。媒體是拿來用的,學生有學生的使用方式,政府有政府的使用方式,而媒體自己也有自己的使用方式,都一樣的功利而真實,真正的真實倒是另一回事了。

 

 

大學時代,台灣開始翻天覆地,多半是媒體上的翻天覆地。對當時的我們這些不叛逆的乖寶寶而言,僅止於:「誰誰還在中正廟嗎?剛剛有點名喔。」「博愛路又封了?公車不能坐,誰騎機車載我一下?」沒有什麼認同,也沒有什麼不認同,最多是當成一種生活上的不便,和某些人蹺課的藉口。

多年以後,才對他們有了敬意。不管當時他們是不是受了有心人士煽動(媒體語),或者是不是真明白自己呼喊的口號內容,他們畢竟見到了另一個世界,早了我許多年。

能開始懷疑水,對一條魚來說是多麼不簡單的事。

 

 

我總是記得魯迅那個鐵屋的比方,如果眾人就要這樣沈睡著死去,毫無脫逃的可能,你還要不要拼死命地敲醒他們,讓他們清醒著死?

世界不會變,政治不會變,媒體不會變,會變的只是手法,本質是一樣的,對此我一向很悲觀。睡著死去其實也是好選擇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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